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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
宋平
2014-02-26
在一般讀者心目中,圖書的印制、版稅、管理費用等各方面的成本只占圖書定價的40%左右,出版社的利潤空間很大。可是2009年,凡客誠品與中信出版社合作售賣《喬布斯傳》,對比賣襯衫,凡客創始人陳年稱“賣書太辛苦,賣書不掙錢”,拒絕了之后所有希望合作的出版社。一方面是圈外人認為圖書利潤空間大,另一方面是業內人士對圖書業的“微利”現狀叫苦不迭,圖書利潤這筆賬應該怎么算?看似豐厚的利潤究竟去了哪里?
圖書凈利潤僅3%
“只用印刷、版稅等來計算出版業的成本太過外行了。”浙江文藝出版社社長鄭重說:“從前,圖書的毛利約為20%——策劃、版稅、印刷等成本占定價的40%,給批發商的價格約為定價的60%。而近年來由于渠道的價格戰,大眾圖書的實際價格不斷下降,導致出版社的發貨價格下降,同時還要給渠道返點。尤其是網上書店的惡性價格戰,將一些圖書的價格打到定價的50%以下,這種情況下,大眾圖書的平均發貨價格僅為定價的50%左右。另外,供給農家書屋和館配市場的圖書,其發貨價更低,甚至達到‘三幾’折,僅僅夠填平印刷成本。”
按照這樣的算法,目前大眾圖書的毛利潤率已遠達不到20%,可這距離凈利潤還差得遠。據鄭重介紹,這百分之十幾還要扣除以下費用:首先是退貨,目前大眾圖書的平均退貨率約為20%左右;其次是2%的污損書處理;再加上出版社的人工成本,包括編輯、管理、營銷宣傳經費;最后還有稅收、物流等支出。經過層層篩除,大眾圖書出版的“油水”幾乎被吸干抽光,“我們1.6個億的總碼洋,只有600萬元的凈利潤,凈利潤率約為3.75%。”
接力出版社總編輯白冰表示:“目前,大眾圖書出版社的利潤率能達到8%就已經是經營得相當好了。”他的賬是這樣算的:印制成本大概占圖書定價的20%左右;版稅是10%,這是目前的中等水平;另外,還有間接管理費用,包括稅收和人力資源成本、宣傳營銷費用和物流成本,約占16%左右。也就是說,圖書從策劃到成書,成本總和是定價的46%。而新書發貨折扣一般是6折,因此毛利率約為14%。此外,出版社還承擔退貨損失及處理殘破圖書,加上呆壞賬等因素,“利潤還能剩多少?”
長江文藝出版社副社長黎波給記者算的賬也與上面的八九不離十:圖書出版成本約為30%,其中作者版稅占圖書定價的10%至15%,而批發折扣是在50%左右,毛利有20個點,整個出版行業的凈利潤水平約為4%,“大家都差不多”。
三位出版社的老總一致認為:無須諱言,中國出版業處于微利狀態,鄭重甚至表示:“大眾圖書壓根就沒有盈利模式。”
漫長而低效的鏈條
中國大眾圖書的低凈利狀態,影響的不僅僅是上游出版商,整個圖書流通鏈條都受累其中。而正是這條低效、漫長而缺乏規范的鏈條,進一步地壓縮著圖書的利潤空間。
鄭重指出,由于出版社和書店是寄銷關系,所以賬期非常長,“整個行業的平均回款周期長達14個月。這意味著大多數圖書是去年發出去,今年還收不到款。而出版社的投資絕不是從圖書印刷出來才開始,一本圖書的投入從策劃、與作者簽約就開始,光預付版稅就是一筆可觀的費用。因此,這樣長的生產——回收周期,在全國所有消費品行業里都是少見的。如此算下來,上游的投入要兩年才能收回,其利潤率卻可能連銀行的利息都不夠。”
一方面,出版社的利潤由于回款周期過長而受到進一步壓縮,另一方面,圖書利潤率過低又使得銷售渠道苦不堪言。白冰說:“出版產業產品定價低、利潤低的情況存在于各個環節。我們以60折的價格把書發給批發商,批發商加5至15個點給零售商,看似零售商的利潤空間還很豐厚,但其房租、倉儲和人工等費用加起來,真正能拿到手里的利潤很難高于10%。包括京東、當當等電商,其人力、物流、維護運營等成本其實也并不低,因此雖然出版社給電商的發貨價更低,但其利潤率依舊不高,電商賣書照樣是微利經營。”
浙江文藝出版社附近有家銀泰百貨,元旦促銷兩天就能實現兩個億的銷售,這令鄭重嗟嘆不已:“同樣裝修檔次的博庫書城,同樣在黃金地段,一年銷售額也不到1.5個億。即使是西單圖書大廈,全國圖書零售業的龍頭,任何時候去都是人頭攢動,一年圖書銷售額也就是3至4億,所產生的利潤恐怕還不如把整棟大廈租出去的租金。”由于圖書消費的個性化、小眾化特性,更由于圖書價格較低,賣圖書和賣百貨,產生的利潤可謂天壤之別。鄭重說:“在這種情況下,書店之所以還能夠存活,是因為國有新華書店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自有物業,降低了其運營成本,還帶來了租金收入。還有一些房地產商要搭建文化M“11的商業生態,因此希望書店進駐商圈,提升人氣和文化品牌。但如果處于真正的市場化環境中,近年來租金的增長使得純粹的書店只有死路一條,這也就是民營書店倒閉潮的原因。”
即使是在整個產業鏈條都利潤微薄的情況下,相互傾軋的行為卻并未減少。某出版社老總告訴記者,網絡售書本應是縮短回款周期的福音,但電商的折扣大戰已把壓力全部轉嫁給上游。“年終結算時要簽下一年的合同,這個時候你不返給它5至8個百分點,電商就不給你回款,而且明年你也不用發貨了。這個返點要求不達到是不可能的。”上游的利潤再次被攤薄,一些出版社現在是不做書不行,做了也沒有多少利潤。
微利癥結
身處圖書微利時代,不同的出版人有不同的看法。鄭重認為,圖書微利的癥結在于定價過低,“歐美出版社的印制成本占圖書價格的比例比我們還要低,是10%以下。但是圖書定價是我們的4倍甚至8倍,因此他們的出版業能夠發展”。
不過鄭重也清楚,圖書提價喊了若干年,價格始終也沒漲上來,原因其實很簡單——我們處于一個閱讀率下降的年代。書價低,是微利時代;書價一提高,說不定變成了無利時代。他感慨道:“改革開放后出版業剛剛開始發展,我們就遭遇了網絡時代,所以中國大眾沒有經歷西方文藝復興之后500年的紙質閱讀的熏陶,沒能形成閱讀紙質書的習慣。因此紙質圖書的命運堪憂。”
對于圖書微利的現狀,黎波表現得頗為淡定,他說:“編輯策劃圖書,有判斷力和運作能力的因素,再加上渠道對圖書的理解和操作都不一定十分到位,就造成這個產業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只有10%的圖書是掙錢的,80%的書是持平的,另有10%左右的書是賠錢的,這導致了出版業是一個微利的行業。”
黎波不但認為“微利”是大眾圖書出版特點決定的,他還指出,“微利”的現狀是時代使然,難以逆轉。
“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人家拎著現金到出版社提貨,我們發貨從不降價,說六五折就是六五折。”黎波回憶道,“現在你試試?圖書錯過了檔期就是廢紙。出版業曾經有過大發展,曾經有過利潤率高的時代,那個時候我們是在滿足文化產品從‘沒有’到‘有’的需求。但現在文化產品豐富了,除了圖書,還有電影、電視、網絡等太多文化載體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圖書已經不是唯一,高利潤時代自然過去了。”
當記者問到圖書定價的問題,黎波說:“圖書價格永遠是市場消費水平和消費者需求決定的,現在這個價格是整個社會的收入狀況決定的。況且,中國現在是有錢的人、沒錢的人,都不讀書。”因此,他不認為提價就能解決問題,“全世界的出版業都沒有高利潤。”
應對微利時代
1996年,英國出版商凈利潤率平均約為8%,而沃特斯通和巴諾這樣的大型書店凈利潤率則略低于5%。而在2011年,哈珀柯林斯、阿歇特和企鵝等出版社的利潤率都上升到了兩位數,排在第四位的蘭登書屋則為10%;沃特斯通和巴諾利潤率則下降到了1.3%左右,即使是亞馬遜,都很難拿到5%的利潤。2013年,蘭登書屋在全球的息稅前利潤率大約為14%。這是否意味著網絡書店和數字閱讀的興起,對內容提供商也是一種利好呢?
事實上,要想實現歐美出版巨頭這樣的利潤率增長,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擁有上佳的內容資源。白冰認為,圖書出版的微利時代,出版人首先必須堅持“讀者為本”、“內容為王”,有了好的內容,提高單品碼洋貢獻率和利潤貢獻率,才會提升總體利潤率。“有了自主知識產權的好內容,做產業鏈,做周邊產品的開發,做資本運營才有基礎。內容是一個出版社的立社之本、身家性命。有好的內容,提供具有剛性閱讀需求的內容,是無論做紙介質圖書,還是數字圖書都是必須堅持的。”
黎波也說:“微利時代既然是出版產業的規律,那么既不用緊張也不用害怕。因為內容產品永遠有高利潤的特例。”如前文所說的回款周期長問題,暢銷書就完全免疫,“書如果賣得不好,至少要有10個月賬期,而我們與新華書店是6個月賬期,和民營渠道是4個月賬期。”暢銷書為何回款快?黎波解釋道:“我們和書店都看好的重點品種,是先收款再發貨,添貨的時候也是先收款;而書店看不準,我們沒有太高要求的品種,則是書店先拿去賣,添貨的時候結賬。如果這書賣得好,兩三天就搶空了,書店馬上就會來找我們添貨、結賬。雖然純利率差不多,但我們一年周轉三次資金和兩年周轉一次資金,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除了把握優質內容資源和做出暢銷品種,在微利時代,降低成本也是關鍵。“管理就是效率,效率就是效益,如今我們只能向管理來要利潤。”白冰認為,“另一方面,出版社要推出讀者有‘剛需’的書,這樣就可以提升單品種圖書的利潤貢獻。”他特別反對搞書海戰術,“一些出版機構對外宣稱碼洋多少多少億,但坐下一算賬,利潤很少。這是因為盲目上品種的同時,退貨、在途、庫存圖書增多,資金周轉緩慢,使出版機構陷入窘境。”除了在選題上要“精”,白冰所指的精細管理還包括另一方面——開源節流、壓縮成本、精簡環節、提升資源利用率,這些都有助于出版社挖掘出更多利潤。
鄭重表示,也許數字化出版能夠解決出版業鏈條冗長、低效的問題,“數字化轉型后,沒有退貨,沒有庫存,沒有漫長的賬期。”他認為數字出版與其說是傳統出版的轉型方向,不如說是一條“出路”。
白冰則認為,用數字出版降低出版業成本,從新媒體出版方面提高利潤率是個美好的愿景。但需要看到的是,目前我國消費者仍習慣于免費閱讀,而消費習慣的改變絕非易事。同時他也指出,國內的數字圖書出版社缺少議價權、定價權。沒有定價權、消費者習慣于免費內容,這兩個因素疊加,“中國的數字出版有可能延續低價微利的狀況。”而且,國內的數字圖書定價偏低,大大低于歐美國家的數字圖書定價。歐美數字圖書的平均訂價是紙介質圖書的75%,而國內數字圖書的平均訂價是紙介質圖書的25%左右。在白冰看來,“無論是數字出版,還是資本化運營,亦或是圖書產業鏈的多元化經營,探索新的盈利模式,都是值得嘗試的道路,但這些都需要在行業整體管理水平經營水平提高、書價適當提高的前提下,以扎實的優秀的內容資源作為基礎,而且要有很長的路要走”。
黎波明確提出,既然微利是行業特點,出版社就無需糾結于提高大眾圖書的利潤率的問題,而應該大膽地跨界經營,形成新的突破點。“立足圖書,我們可以對其產品線進行延伸,比如影視,比如拉動其他相關產品的銷售。而目前,新的需求也不斷出現,比如一些讀者希望擁有一間書房,但卻不知道買什么書,我們就可以提供定制服務。一些公務員、教師、律師,他們希望補充藏書,除了專業書籍外,他們也要了解一些時尚閱讀的東西,我們也能提供書目。我們還有很多想法,大家都在集思廣益。”黎波說:“如果不把圖書周邊的方方面面覆蓋到,只靠圖書一個點,是掙不到錢的。出版社的未來不是多元化經營,就是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