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30年的中國流行閱讀史，我們發現，30年來，國人的文化軌跡是通過流行閱讀輻射出來的。由于流行閱讀投射的是國人內心深處的渴望，時代之閱讀是國人的集體吁求和想像，所以，流行閱讀與時代文化心理的變化緊密相關，是一部國人的“心靈史”。不僅如此，可以看到的是，國人的閱讀生活受歷史環境影響很大，則閱讀體現的不僅止于時代文化心理，還是一部中國經濟結構變化史，社會變遷史和中國發展史。

　　在這30年的流行閱讀軌跡中，其實有脈絡可循。據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的觀察，流行閱讀從一元走向多元，從一個整齊劃一的閱讀共同體走向復雜、無序、龐雜、多向，從深層聚合走向表層、發散式的閱讀。

　　閱讀，都是應對時代給出的條件。概而言之，從20世紀80年代的“精神”的閱讀，到上世紀90年代“物質”之閱讀，再到進入新世紀以來“個體”之閱讀，30年的閱讀完成了這樣一個過程，“人從計劃經濟集體中的一員解放出來，成為個體的人；這個個體的人從精神之解放，到具體應對個人的復雜的日常的現實生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將這30年的流行閱讀史，概括為一部“個人完成成長史”。

80年代：精神閱讀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白燁的印象中，那是一個“浪漫”的、“激情”的年代。那時的文學研討會，大家很容易就在會上論爭起來，相持不下；那些77級、78級的大學生，早上四五點鐘就去新華書店排隊買書。在那時的中華大地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思想解放運動潮如熔巖般奔流，那是一個洋溢著閱讀激情的閱讀饑渴時代。

　　而流行閱讀，與時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帶有很強的時代的迫切愿望，重新建構文化統一體的想法，文革后的反思，‘撥亂反正’意識形態下的一種閱讀，這種閱讀與改革開放、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代要求聯系在一起。”陳曉明回憶，那時候，大家在看同一部電影，讀同一本書，思考同一個問題，面向同一個困境，向著共同的未來，由一種共同性所承載。而流行閱讀，圍繞這樣一種歷史走向展開。

　　那時，在大眾閱讀領域，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癡迷”閱讀現象：男性讀武俠，女性讀言情。武俠的代表是金庸與古龍，言情的代表是瓊瑤、亦舒。有意思的是，這些在當時引起了強烈反響的來自港臺的通俗文化，至今仍有生命力，“開啟了后來大眾閱讀的很重要的線索”。張頤武說。同時，80年代沒有純文學與流行文學的分野，純文學如同流行文學一樣流行，文學期刊經常脫銷，“改革文學、傷痕文學，王蒙、劉心武的作品都很流行。”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陶東風告訴讀書報。那時候，全中國都在捧讀同一部作品，譬如，柯云路的《新星》、張賢亮的《綠化樹》，看同一部電影，譬如《天云山傳奇》。

　　80年代初，剛剛洞開國門，國外的文學作品就翻譯過來了。莫泊桑、契訶夫、果戈理等外國大家的作品都在銷行，其中蘇俄文學比較多；到了80年代后期，歐美、日本的作品就出來了，比如西德尼·謝爾頓、松本清張的作品等，“都特別熱。大家想通過小說了解國外的生活”。白燁告訴讀書報。三毛也成為了80年代最熱的文化明星之一，其流行的原因，張頤武概括為“80年代的中國人沒有機會去旅行，而一個浪跡天涯的女子，她所提供的所謂國際化的經驗，傳遞的那種浪漫氣質，打動了一代青年人”。到了80年代后期，汪國真成了炙手可熱的文化明星。那時候，抄錄汪國真的詩是一種時髦，其詩集銷量達數十萬之巨。“汪國真迎合了當時的時代趣味，表達的主題沒有脫出思想解放的范疇，只是用了更通俗的方式。”陶東風評價。

　　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那樣一種啟蒙的氛圍和語境當中，思想文化著作、尤其是哲學理論書成為時髦。美學熱，李澤厚的著作，薩特、尼采，包括80年代后期流行的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成為當時的流行讀物，包括柳鳴九的《薩特研究》也銷售大熱，非常轟動，“他人即地獄”、“人，詩意地棲居”成為一時之流行語。而這與當時的人急切地想把人從集體中解放出來，充分“發現個體”的時代背景有關。

　　“也許那時的人并不了解存在主義復雜的歷史淵源和哲學基礎，也許那時的人讀哲學并非深讀，但大家是從哲學里尋找新的世界觀，新的對世界的理解。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國，一個急劇變化的社會，一個馬上要與世界接軌的中國，人們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文化的基礎，渴望從哲學中尋找到這個精神的基礎。”張頤武如此解釋80年代的“哲學熱”。

　　所以，80年代的閱讀出現了這樣一種似乎很奇怪的現象，大眾把金庸、瓊瑤和薩特放在一起，大眾文化和高端的哲學并行不悖。“其實這并不奇怪，當時整個社會文化語境是沉浸在新啟蒙和思想解放的大環境之下的，沒有精英和大眾文化的分野，人們即使在閱讀通俗小說時，也將其納入了另一個解釋框架，比如，從言情感受到人性、人情的復歸。”陶東風解釋。據陶東風回憶，譬如，當時的文化精英普遍喜歡鄧麗君的歌，但從中感受到的是人的解放，而非消費主義，將其納入了另一個解釋框架。

　　于是，在那樣一個時代，精神追求似乎有很“物質”的一面，而物質追求又有很“精神”的一面。張頤武認為，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混在一起，是為了完成一個共同的任務：讓人從過去計劃經濟中比較壓抑人的個性、讓個人得不到發揮的氛圍中掙脫出來，通過通俗文化達到感性的解放，通過理論和哲學達成理性的革命。

　　而看起來是天壤之別的兩種閱讀，構成了那個時代重要的精神生活。

　　簡單概括，80年代的流行閱讀呈現了以下的特征。“其一，和意識形態指導下的思想解放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其二，在建構文化統一體的共識之下，出現了閱讀共同體；其三，閱讀在美學上也沒有出現分化。審美趣味本來是非常個人的，但因為時代的精神太強大，把美學的個人趣味給沖掉了。”陳曉明告訴讀書報。

　　顯然，這樣一種閱讀在80年代后期開始分化。

90年代：物質閱讀

　　自8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社會走向經濟社會，市場經濟對中國的社會結構形成了解構性的變化。表現在文化上，就是電影要講票房，刊物要自負盈虧，過去精英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大量面向普通閱讀群體的東西多了起來，娛樂文化興盛，大眾文化興起，90年代的流行閱讀潮呈現了與80年代迥異的特點，“或者可以稱之為堅硬的物質性。”張頤武如是表示。陳曉明則更愿意把這種閱讀命名為“破碎式”的閱讀，在他看來，這種閱讀還呈現出了鮮明的分化主題。“意識形態的整體功能消失，不再起紐帶的作用，我們稱為閱讀共同體的東西開始分化，出現了所謂的知識分子閱讀和大眾閱讀。”顯然，大眾與知識分子所關心的不再是一個問題了，而是有了很大的分離。知識分子的閱讀越來越專業化，社會的角色減弱，學院的學科建構越來越強大；與之同時，大眾與知識分子的關聯度在減小，與時代的關聯意識在減小，大眾的閱讀更趨于休閑、娛樂、消遣，與上述所提到的娛樂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興起關聯在一起。90年代前期，對于知識分子而言，是一個茫然的年代。“商品大潮沖擊下，對自己定位的茫然，對沒有經驗過的經濟的茫然，對社會文化生活的茫然，每個人似乎都表現得很無奈。”白燁回憶，他1993年、1994年參加過蘇州、上海的一些會，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表現得很困惑。當時的文學界從上海發起了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其背景就是知識分子覺得自己越來越被邊緣化，整個社會文化生活越來越媚俗。一時間，大眾閱讀領域，大量的“上不了臺面的”“很俗氣”的雜志就冒了出來；與之同時，80年代就盛行的言情和武俠繼續大熱，以梁鳳儀為代表的港臺商戰言情小說也加入暢銷圈，而外國文學閱讀已向時尚化轉變。尤其是金庸作品，由通俗文學而登堂入室，被經典化。

　　在我們的觀察中，從80年代后期開始熱起來的王朔小說，至90年代達至最熱，王朔的小說顯露出世俗智慧對精英價值觀和話語體系的戲仿與反諷，在徹底的解構面前，生活的物質性和庸常性展露無遺。

　　有意思的是，80年代后期開始興起的先鋒文學，蘇童、余華、莫言、格非、馬原、孫甘露的作品，到90年代居然成為了一種時尚符號；同樣尷尬的還有張愛玲熱、林語堂熱、梁實秋熱、王小波熱、《圍城》熱，以及周作人散文的興起，在不斷的文化生產中一層層的被剝去了本來豐富的內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費的“精品”——比如，張愛玲的小說被當做了“高等調情”的妙品，她的妙語被濫用，成了女性生活趣味指南；“兩耳不聞窗外事”的錢鍾書，因《圍城》熱賣而走向民間，人們隨便套用“圍城”的比喻，而其關于人的“存在”窘況的深層意蘊被流行文化“遮蔽”了。1993年引起知識界和大眾共同關注的賈平凹作品《廢都》，似乎更能說明這種奇怪的閱讀圖景。一個非常雅的內核用了一個非常俗的包裝，知識界看見的是人文精神的崩塌，而大眾熱議的是“此處刪去××字”的情色描寫。

　　90年代，市民化書寫、市民審美趣味（人生沉浮、金錢美女、傳奇故事、趣味噱頭等等）占據了文壇的廣闊領域，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報刊和出版業走向。譬如，“新寫實”的代表人物池莉的作品，由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傳奇，跟大眾文化趣味一拍即合；一批作家，比如皮皮、張抗抗等，關注當下社會生活中引起的情感、家庭、倫理的變化，《遭遇愛情》、《情愛畫廊》等一批小說被改編為電視劇，海巖也在此時嶄露頭角；同時，名人傳記廣為出現，趙忠祥、莊則棟、倪萍、楊瀾、姜昆、宋世雄、吳士宏等成為時代之偶像。

　　與之同時，要給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會變化和轉型提供解釋和思考的流行讀物大量出現，《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中國可以說不》等通俗讀物成為一時之流行，這類情緒化的解讀讀物似可看做民族主義的興起；

　　文化的分層在這個時代變得明顯，除了大眾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分離，小資文化出現，一個被稱為小資、或者白領的階層開始崛起，逐步成熟的市場經濟培養出一批中等收入者和他們的后備軍年輕人，一批給這個群體準備的讀物開始大量出現。譬如，《格調》一類的流行讀物給這個群體提供他們所希望的生活方式，類似于村上春樹的作品給他們提供似是而非的文化想像；

　　90年代中后期，反腐文學、官場文學廣為流行，表明了市場經濟、經濟生活發育成熟的前提下，人們對秩序的渴望，用秩序構建物質生活合法性的渴望；同時，安頓的《絕對隱私》等窺探欲之類的閱讀也開始盛行，引領了一批口述實錄的出現，這似乎表明，市場經濟下的人的生活問題、心理問題，已經沒有辦法訴諸于整個社會，而變成一種個人自己的命運了。“80年代初潘曉寫信的時候，個人心理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是社會問題，到了90年代，這種問題就成了個人的問題了。”張頤武把原因歸為市場經濟的秩序建立起來了。

　　世紀之交，《老照片》的出版開啟了一個讀圖時代，二月河清王朝書系開創了電視、圖書互動的出版新格局，而實用管理類的書也越來越風行，《誰動了我的奶酪》、《窮爸爸，富爸爸》成為一時之流傳；大到國家小到組織乃至個人的生涯設計，一波又一波，諸如《學習的革命》、《比爾蓋茨給青少年的11條準則》、《哈佛女孩劉亦婷》都表明我們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個人的發展方式。

　　綜合概括，90年代的閱讀呈現出了以下特征。其一，就是分化。“如果說80年代的流行閱讀整體還是有一個走向的話，那90年代就非常分化。雖然出了很多閱讀潮流，但每種潮流都構不成很大的影響，是一個‘沒有主潮的時代’。”白燁表示，90年代的閱讀是帶有明顯過渡特征的閱讀，是閱讀口味與閱讀趨向都全面分化的時期。其二，就是娛樂閱讀的興盛。“娛樂占據了越來越大的市場，趣味性的閱讀或者說欲望閱讀盛行一時。”但陳曉明同時認為，這種“快感閱讀”本身又包涵著很大程度的錯位與錯亂，想簡單的快樂，又無法擺脫社會時代揮之不去的影響，只能稱為“雅快感”閱讀。其三，“整個90年代，無論社會還是學界，都處于一種茫然的狀態，人們的閱讀是隨意、偶發和破碎的。”陳曉明如是判斷。

　　“90年代是一個從精神解放向物質解放過渡的時期，人們忙于給精神解放奠定物質基礎，但反而把精神淹沒了。人的生活落到地面，變得平庸、平常，沒有高蹈宏大的目標，而物質性變得更堅實。”張頤武用了一個比喻，80年代是頭著地站起來，而90年代是倒過來用腳——物質來站立了。

　　陶東風將原因歸為整個社會的變革。“改革開放在80年代和90年代呈現了截然不同的特點，80年代是思想觀念的變革，而90年代則進入了實踐層面，操作階段。”

新世紀：功利閱讀

　　進入新世紀，與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身份相適應，新世紀的閱讀多向、龐雜、光怪陸離，紛亂繁雜，青春、言情、財經、勵志、名人、小資、卡通、網絡、魔幻、玄幻、盜墓、穿越、漫畫熱躥升，此起彼伏，而在這目迷五色間，我們似又可感受到大眾閱讀的蓬勃生命力。

　　“如果說，90年代的大眾閱讀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那么，進入新世紀之后，文化分層的趨勢越來越清楚和明顯。每一種類型的閱讀都有明晰的閱讀圈子，原來那種不考慮消費者需求的文化生產模式已經過時。”陶東風總結。陳曉明將新世紀的閱讀概括為，由一元走向多元，由明確走到個體自由選擇。如果說，80年代的閱讀沒有群體，只有主體的話，則90年代閱讀群體開始分化，至新世紀開始突出。而在這價值取向多元的大眾閱讀中，白燁判斷，“閱讀審美的風尚和風潮就是務實、實用”，國人的閱讀與現實形成了特別直接粗糙的聯系。

　　首先，這是一個商業圖書爆炸性膨脹的年代，商業文化成為主導文化，企業家取代80年代的哲學家、90年代的文化明星，成為時代的偶像。企業家的傳記成為中國夢之一種，廣為流行；而中國越來越加入世界大家庭，“告別民族悲情，需要一個中國和世界關系的解釋，這種解釋是理性的探討，如《世界是平的》，而非90年代的宣泄性的《中國可以說不》；其次，解釋中國，通過商業經濟來解釋中國，而新世紀的中國作為世界新舞臺，也激起了國人對大國的想像，《大國崛起》的流行正是說明了這一點。”張頤武告訴讀書報。

　　再而，市場經濟靠個人應對生活，而當下日常生活的復雜性遠遠甚于80年代，如何應對現實生活的挑戰的閱讀成為一時之流行。

　　《孫悟空是個好員工》、《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細節決定成敗》、《藍海戰略》、《圈子圈套》等職場書廣為流傳，一直是白領階層的主要充電讀物，市場的邏輯就是在競爭中勝出，在就業壓力下，增加有用性保持競爭力，成為流行閱讀主要目的之一。至今仍然暢銷不衰的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很多人就認為這本“講史書”更大程度上像是一本職場寶典。

　　在壓力陡增的現實生活中，通過閱讀來慰藉心靈，釋放壓力，也成為流行閱讀的風向，如畿米的“都市溫情繪本”系列市場大熱，撫慰都市人孤獨易感的心靈，于丹的論語系列，正是指導人們在市場的壓力下尋找心靈的快樂，張頤武將其稱之為心靈的“及物”。

　　近幾年來，流行閱讀領域似乎也迎來了一股傳統文化的復歸，書店里各種各樣的莊子、老子、孔子，作為精神動物的人，即使生活在物質當下，也仍然需要精神家園的歸宿。陶東風認為傳統文化熱是國人尋找精神家園歸宿的一條現實的路，同時又與消費文化間有“很奇怪的合謀”，有經濟的杠桿在里面。

　　而魔幻、玄幻、盜墓、穿越、漫畫熱等大眾閱讀，正是為現代人舒緩、釋放精神壓力和工作壓力，提供出口。值得注意的是，至90年代后期互聯網崛起以來，流行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網絡或者網絡游戲的影子。“流行文學從網絡轉場，帶有明顯的游戲色彩。全然架空歷史的想像寫作，人物隨意進入文本，猶如在游戲中扮演一個角色，成為這類作品的特點。”白燁告訴讀書報。與此同時，現代人更關心個人身體的健康，身心健康類書籍熱賣，背景是醫療費用的飆升。估計電視里每播放一個因病返貧的故事，書店里就可能多賣出一本《登上健康快車》和《人體使用手冊》；每個病人，一走出醫院的大門就有沖動去買一本《求醫不如求己》。2003年的非典妄圖恐嚇國人改變飲食習慣、居住環境與生活方式，客觀上起到了普及健康教育的作用。同時，新世紀成了80后年輕人文化主導的社會。“韓寒、郭敬明等一批青春寫手的崛起是進入新世紀以后的重大文化現象。”陶東風認為。一種全新的青春心理體驗、沒有歷史負重感的寫作，取代了原來的社會現實描寫。青少年閱讀群體壯大，同時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青少年也具備相應購買力，并有強烈表達群體愿望的訴求，支持了這樣一個寫作群體。綜上所述，流行文化（消費文化）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洶涌的文化潮流，功利閱讀成為最主要的閱讀動力。究其原因，“再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觀念了，社會一方面是功利的，功利的價值觀念占據了主導地位，而功利的價值其實是無價值，就是實用；另外，文化信仰觀念越來越淡薄，關于身體、消費、欲望的滿足成為普遍的準則，誠然，焦慮緊張的生活也需要快感閱讀去宣泄、緩解。”陳曉明告訴讀書報。

30年：閱讀與總結

　　綜觀30年來的流行閱讀，學者們均認為沒有孰優孰劣之別。

　　“看起來80年代的閱讀更高雅一些，但是，現在的閱讀是，很多偏僻的書也有很多讀者，80年代一窩蜂去讀海德格爾、薩特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現在的大眾閱讀者更專業，出現了許多小眾愛好者，這些閱讀者閱讀的能力、知識的水準，比之80年代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說，80年代的閱讀更純，更天真，則現在的閱讀更世故、更實用。”張頤武告訴讀書報。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閱讀，價值標準沒有通約性。隨著日常生活的主題越來越突出，個體應對生活的能力也必須要越來越強，則閱讀走向更私人化，是一個趨勢。”陶東風表示。

　　“閱讀只能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現在國人的中心價值觀就是解體的，都是個人和功利的，閱讀無疑也是被功利主義支配的。但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可以倡導一種閱讀，在歷史情境中還是可以提出一種理想性的召喚，即使在私人化閱讀中還是應該承擔一種責任，重建一種文化傳承的閱讀，這是對人的存在的精神召喚。”陳曉明呼吁。

　　由此，30年來的大眾閱讀由虛到實，由集體到分化，同時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完成了由精神解放、物質著地、到功利應對日常生活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