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甘肅張掖采訪時聽到兩件與節水有關的新鮮事，一是，該市臨澤縣梨園河灌區農民節余的灌溉水可以賣。在2002年夏灌中，農民朱永林把自己剩余的200方水票給了孫開國，秋后孫開國還給朱永林50多公斤小麥。以前這200方水，無論在哪里都可以隨便浪費掉，但現在卻通過交易產生了經濟效益。二是，農民已開始依據作物用水的多少來自發地調整農業結構。他們認識到自己擁有的水權只有種植高效節水作物才合算，2003年灌區制種玉米面積增加到11.03萬畝，新增蕃茄面積1.03萬畝，在實現農民增收、節約用水的同時促進了本地經濟的發展。

　　以前，張掖曾通過行政手段來分配水資源，但分水并沒有節水，“水從門前過，不澆也是錯”的狀況一直沒有改變；該市也曾采取過工程、技術等節水措施，但結果是政府有投入就有節水，沒投入就沒有節水，用水效率一直低下；由于用水吃“大鍋飯”，農民對每畝地可以澆多少水并不清晰，因此渠道溢水、大水漫灌等浪費水資源現象比比皆是。

　　一張小小的水票到底有何能耐，既讓張掖既節約了水，又調整了農業結構？這是因為，明晰的產權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因為交易的實質是產權的交易，明確的產權是交易的前提條件也是設計各種市場導向的激勵與約束制度的前提，對于節水問題而言也不例外。以張掖為例，他們首先將全市用水權總量逐級分配到各縣（區）、鄉鎮、村、社，明晰到戶，配水到地，為“水權清晰”奠定了基礎。然后，農民根據水權證標明的水量購買水票，先交水票后用水，如果超額用水，須通過市場交易從有水票節余者手中購買，農民節約的水票在同一渠內可以轉讓。這個精巧的制度設計的關鍵是這一張小小的水票，它連接了政府、市場和農戶，同時承載了水權、水價和水市場，初步實現了“水權清晰”，大大降低了水權管理的成本和水權交易的成本。在明晰產權基礎上，市場主體的交易形成水價。水價反映水資源的稀缺程度和需求的變動，引導農民調整生產。這樣，灌溉水的產權被清晰化后，就能遏制以前水資源的浪費取用問題。

　　水是一種兼具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特性的物質，我國水的所有權屬于國家，張掖明晰的這種產權實際上是一種水的使用權。張掖的實踐表明，節水不能光靠科技進步，還要靠產權制度建設。在水資源國有制的前提下，有必要構建一種“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水資源的現代產權制度。畢竟，節水意識和觀念的全面樹立、節水投入的大幅度增加、節水技術的大規模的普及，只有在一個有效的制度框架內才能更好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