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余所高等院校、70余家科研機構、30余家文博及檔案機構、750余位專家……日前頒布的《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可以說囊括了目前我國古籍整理研究的骨干力量。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藍圖的繪就——

　　■評論：十年磨劍出精工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呈現在人們面前，這是古籍整理研究、古代文史研究及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繪就了未來10年古籍整理出版的新藍圖，必將為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寫下新的輝煌。

　　這是我國第7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從1960年起，有關部門已陸續制定、頒布了6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這些規劃的實施，推動了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全面協調發展。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已達2.5萬種，近年來年平均出版2000多種。

　　這是一部與時俱進的厚重《規劃》。491種具有文化積累價值、體現國家水準、能傳之久遠的古籍整理出版項目，赫然其中。可以說，《規劃》涵蓋了當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反映了相關領域科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展現了未來十年乃至幾十年的發展趨勢。

　　這是一部舉全國之力精心編制而成的《規劃》。120余所高等院校、70余家科研機構、30余家文博及檔案機構、750余位專家全身心投入，嘔心瀝血3年多，先后論證20多輪。可以說，《規劃》高屋建瓴，學術視界開闊，堪稱經典之作。

　　這又是一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權威《規劃》。《規劃》以科學的編制、鮮明的導向、宏大的隊伍、有力的保障，融學術性、科學性、前瞻性、權威性和系統性于一體，必將載入古籍整理出版的史冊。

　　古籍整理工作是中華優秀文化傳承的基本體系，是保留中華民族永恒記憶的有效載體，是培養和造就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繼承和傳承者的廣闊平臺。可以說，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意義重大、使命光榮。未來10年古籍整理出版藍圖的繪就，不僅標志著一個由國家主導、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水平的脈絡清晰的古籍出版體系已經形成，而且是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又一里程碑。

　　十年藍圖已繪就，十年磨劍出精工。這就需要我們當代出版工作者，牢固樹立使命意識、文化意識、現代意識和傳承意識，力爭出版一批功在當世、傳之久遠的古籍精品。唯有此，才能對歷史負責，才能對民族負責，也才能對子孫后代負責。

　　國家主導 國家意志 國家水平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編制綜述

　　□本報記者 馮文禮

　　由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織編制的《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日前頒布實施。《規劃》共列入491種項目，分為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歷史、出土文獻、哲學宗教、科學技術、綜合參考、普及讀物和古籍數據庫等九個門類。《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一個由國家主導、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水平的脈絡清晰的古籍出版體系已經逐步形成。

　　突出傳承力 拓展延續性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同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事業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盛世修典、以文化人是我國文化建設的好傳統。

　　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以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科學編制并組織落實好中長期規劃，是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順利發展的成功經驗和重要保障。

　　正如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所指出的，“我國古籍極為豐富、數量龐大，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導向，按照輕重緩急，結合實際力量，分階段、分層次做出整理出版規劃。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重要職責就是依靠專家的力量，按照古籍整理的規律，結合實際力量，分步驟制訂規劃、明確重點。”

　　可以說，做好古籍整理出版中長期規劃的編制和實施工作，是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重要環節，對于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作為在全國范圍內發揮主導、牽頭作用的組織協調機構，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歷來重視規劃的編制工作。古籍小組在成立之初，就將編制和實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長期規劃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和神圣使命。

　　從1960年起，古籍小組陸續頒布《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草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1991-1995-2000）》、《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1999-2000）》、《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點規劃》、《國家古籍整理“十一五”（2006-2010年）重點規劃》等6個出版規劃。

　　通過規劃的落實和實施，較好地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全面協調發展：一方面古籍整理出版規模穩步提高，精品力作不斷涌現。另一方面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培養穩步推進，初步形成一支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單位共同組成、具有較高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古籍整理出版隊伍。

　　突出權威力 強調科學性

　　創新編制方法，加強評審論證，保證規劃編制的權威性和科學性，是此次編制《規劃》的一大亮點。

　　此次編制的《規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古籍整理出版的第7個規劃。為體現國家意志和古籍整理出版的導向，避免盲目性和隨意性，在充分吸取前6次規劃編制經驗的基礎上，古籍小組經過廣泛調研、征求意見和深入研究，創造性地提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開展《規劃》的編制工作。

　　“自上而下”——古籍小組組織專家根據國家層面文化發展的需要，提出亟須整理出版的重要項目。早在2009年10月初，古籍小組辦公室組成了以古籍小組副組長袁行霈為組長的古籍專家組，參考文化部公布的兩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對全國古籍總目進行梳理，列出各類具有較高文化、學術、藝術等價值的版本，提出了未來一個時期應重點整理出版的項目500種。2010年5月至12月又組織專家學者進行3次論證，遴選出了一批206種骨干工程項目。

　　“自下而上”——古籍小組又面向出版單位和古籍整理研究機構開展項目申報工作。2000年8月，古籍小組辦公室向各出版單位和各古籍整理研究機構下發了申報通知，共收到申報項目2453種，古籍小組辦公室2010年1月至10月組織專家召開了5次論證會，通過嚴格評審，確定532種項目。

　　兩方面的項目合計738種。為使規劃項目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古籍小組辦公室展開了細致嚴密的評審和論證，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

　　2011年5月，古籍小組辦公室邀請全國古籍文獻方面的專家共20人，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部分選題進行綜合論證。根據國家當前古籍整理和學術發展的迫切需要，提出亟待整理的項目，以完善整個規劃。經過專家研究評議，形成了《規劃》（征求意見稿），確定項目553種。

　　2011年6月至11月，古籍小組辦公室將《規劃》（征求意見稿）向古籍領導小組成員部分專家征求意見。根據反饋意見，并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加強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進文化典籍資源數字化”的精神，古籍小組辦公室對征求意見稿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對已列入項目再次甄別遴選，并增補專家推薦的部分項目，同時，《規劃》涵蓋了正在實施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規劃的古籍項目117種，確定《規劃》項目636種。

　　2012年4月，古籍小組辦公室組織召開古籍整理專項工作會議，邀請35位專家對《規劃》（草案）進行進一步論證審定，經過反復論證，優中選優，慎重取舍，最后形成了收錄491種項目的《規劃》。

　　突出引導力 彰顯時代性

　　《規劃》的編制，特別注重強調引導功能，既注重延續傳統，加強傳統古籍的深入整理，又注重新領域、新方向的拓展與開發。

　　“要加大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力度”，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鄭重提出。由于古籍整理出版中長期規劃，承擔著引導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發展方向的重要導向功能。因此，此次《規劃》在編制過程中，特別突出了在引導力、時代性上下工夫。

　　一方面，為全面反映我國古籍整理研究領域新成果，體現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思路，充分發揮引導作用，《規劃》在編制過程中著重突出了五項重點內容：

　　全面梳理我國古籍資源、總結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礎性出版項目，如《中國總書目》囊括了《中國古籍總目》、《新中國古籍整理總目錄》等多個子項目，對于摸清我國古籍家底，總結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具有重要意義。《海外所藏中國古籍總目》對目前世界各地的中國珍稀文獻進行調查、收集、編目、整理，有利于對中國文獻在世界范圍內的收藏情況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

　　系統影印復制國內未見或稀見的重要古籍，促進散失海外中國古籍珍本回歸的整理出版項目，如《海外所藏中國珍稀文獻叢刊》、《海外所藏稀見書畫文獻叢刊》以及高校古委會組織實施的美國、英國、俄羅斯等國所藏中國善本古籍影印工程等一批重點項目。

　　采用多種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簡帛、石刻、寫本、文書等各類出土文獻整理出版項目。《規劃》中此類項目共計61項，占規劃總數的12.4%。這些項目既有最新考古發掘成果的跟蹤，也有對相關出土文獻的深入整理和研究，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等項目。

　　系統整理歷代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檔案資料的社會檔案整理出版項目，如《孔府檔案全編》、《徽州文書》等項目，對于擴大社會歷史研究領域、填補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創新技術手段，推進古籍數字化的出版項目。《規劃》共列入20個數字化項目，既有古籍全文數據庫，也有具有較高信息含量的知識分析系統，反映了古籍數字化的發展方向，如《中國基本古籍數據庫》、《二十四史知識分析系統》、《殷周銅器銘文知識庫》等。

　　另一方面，不斷推陳出新，有計劃有步驟地做好具有較高整理含量的傳統基本典籍的整理出版，體現了我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傳承性、延續性和系統性。如《新編新注十三經》以全新編纂思路，對傳統典籍進行重新編排和系統整理；《全唐五代詩》、《全明詩》、《全明文》作為“七全一海”計劃中最后三種尚未完全出版的大型文學總集，延續到《規劃》中繼續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等一批享有盛譽的叢書，在規劃中安排數十種新品種。

　　突出整合力 體現系統性

　　凝聚各方面力量，整合上下游資源，這是合力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規劃》編制伊始，古籍小組一方面加強與上游古籍整理研究機構的溝通和協作，另一方面加強對下游的出版單位的指導和資源整合，同時做好上下游的協調，通過統一規劃和安排，團結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存藏和古籍出版等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發展。

　　《規劃》基本囊括了目前我國古籍整理研究的骨干力量。共有750余位專家作為項目主持人及主要整理人員直接參與項目的整理研究，其中正高職稱530余人，副高職稱130余人，擁有高級職稱的整理研究者占總人數的88%。以這些專家為龍頭，帶動相關學科一大批研究者共同投入到《規劃》項目整理和研究之中。相關整理研究人員來自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臺灣大學等120余所高等院校，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醫科學研究院等70余家各級科研機構和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30余家文博及檔案機構。值得一提的是，《規劃》中還吸收了來自日本、美國、法國等國的科研力量，共同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發展。

　　《規劃》中已經確定承擔出版任務的出版單位達70余家，其中古籍專業出版社承擔項目382種，占項目總數的78％。形成以長期堅持古籍出版、具備古籍出版優勢的專業出版社為主體，其他具有古籍出版業務的綜合性出版社和有關出版社共同參與、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古籍整理出版格局，為《規劃》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堅實基礎和有力保障。古籍小組在《規劃》編制過程中，特別注重加強項目的協調組織和引導，提倡通過項目實施加強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人才培養與隊伍建設。《規劃》中不少特大型、大型項目，承擔整理和出版的團隊以經驗豐富的老專家牽頭，以功底扎實的中年專家為主力，帶動一批青年學者和編輯，形成了老中青結合、承前啟后的古籍整理人才梯隊，為我國的事業鍛煉了整理和出版兩支隊伍。

　　突出保障力 注重創新性

　　加強組織領導，創新管理機制，為《規劃》落實和實施提供性質有效的保障措施。

　　《規劃》勾畫了2011-2020年我國古籍整理出版的宏偉藍圖，要將藍圖轉化為精品力作，執行和落實是關鍵。新聞出版總署和全國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為《規劃》的順利實施提供有效的保障。

　　一是加強組織保障機制。新聞出版總署和全國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古籍中各級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和出版單位主管部門、各有關出版將《規劃》項目作為重大項目、品牌工程、骨干工程來抓，加強分工負責和監督管理，充分利用國家級、省級、出版單位重點出版物規劃體系，有效實施《規劃》項目。同時，要加強《規劃》項目執行情況與出版單位評估考核、政府推優評獎等工作的銜接，切實發揮政策支持的引導作用。

　　二是完善資金保障機制。為了有效推動《規劃》的實施，充分體現《規劃》的示范帶頭作用，鼓勵精品出版，在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國家出版基金等評審工作中，將對《規劃》項目予以重點關注和支持，優化配置出版資源。

　　三是健全質量保障機制。各級新聞出版行政部門和出版單位主管部門，對于《規劃》項目的實施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在資金、人力、時間上給予充分的支持。各承擔項目的出版單位要建立《規劃》實施保障機制，做到人員（領導、責任編輯、作者）、資金、時間三落實。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實把好書稿內容、編輯加工、裝幀印刷等環節的質量關，確保項目的出版質量和出版進度。

　　四是建立動態管理機制。《規劃》是一個開放、動態的出版工程，將定期進行增補和調整。新聞出版總署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將加強監督管理力度，每年檢查《規劃》的執行情況，建立淘汰機制，對不能按時完成或質量達不到要求的項目予以撤銷，并根據形勢發展和需要，適時增補新的項目，確保《規劃》的質量和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