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四年的努力，值此胡道靜先生百年誕辰，皇皇七卷本《胡道靜文集》出版了。掩卷沉思，我想到的是編輯的品格和傳統。

　　上海是中國近現代出版的發祥地，商務、中華、大東、世界、開明五大出版機構均誕生于此，隆盛一時。這里的編輯、出版文化土壤十分豐厚，孕育了一大批出版家、名編輯，形成了自己的品格和傳統。晚清有王韜、梁啟超、吳友如、鄒代鈞等，民國有張元濟、陸費逵、鄒韜奮、夏丏尊等，不勝枚舉。他們職業抱負高遠，學術造詣精深，文化氣象博大，編輯功力深厚；他們將出版作為啟蒙民眾、救亡強國的利器，深入到出版物創意、運籌的方方面面，策劃、編輯、加工、著述，皆為翹楚。這是多么可貴的品格和傳統。新中國成立后，告別烽火，步入建設，出版機構雖部分離滬北遷，但上海出版界依然弦歌不絕，名家輩出。他們多以昌明學術、復興文化為己任，排除紛擾，潛心向學，飽學精編，成績斐然。道靜先生是他們中的一員。這種品格和傳統同樣值得肯定和繼承。

　　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道靜先生駐足編輯崗位的重要歲月。那時出版界彌漫著理想主義的氣息，流淌著精英主義的氣質，以學養為底蘊的職業“書感”被極力推崇，學者型編輯成為大家最神往的稱號和歸宿。深度介入書稿的“糾錯、提升、評價”能力被視為編輯的看家本領，編輯的職業意義與價值在很多出版人的心里被定義為學術和文化上的貢獻。編輯不僅決定著社會精神生活的走向與品質，還直接參與社會學術進程的建構，讀書（問學）、編輯、寫作三位一體就是當時編輯工作生活的真實寫照。

　　道靜先生是典型的學者型編輯。作為學者，他是我國著名的古代科學技術史、新聞出版史、上海地方史、古典文獻學的專家，著作等身。他的《夢溪筆談》整理和研究，創造性地把古人用于經籍的箋注方法，運用于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筆記。《夢溪筆談校正》問世后，得到了國內外的普遍重視和高度好評。顧頡剛盛贊說“有似裴松之注《三國志》”，胡適讀后說：“此人造詣甚深，算了不起”，法國、英國、日本的學者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1981年道靜先生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選聘為通訊院士，同年還被任命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作為編輯，他任責任編輯的《中國叢書綜錄》，共收錄中國古籍叢書2797部，包括七萬多種圖書，體例完備、歸類準確、查檢便利，填補了我國古籍叢書領域沒有完備工具書的空白；而為李約瑟先生八十華誕所編《中國科學史探索》一書，則體現了他高超的編輯策劃能力，這部著作組約了中、英、美、法、日、比利時、荷蘭、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十一個國家科技史學者的三十余篇論文，堪稱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的重要事件。李約瑟得知這一消息后十分感動，說：“這是中國給予西方人士最大的榮譽，只有《明史》為利瑪竇立傳一事可以比擬。”

　　道靜先生對編輯工作的熱愛和執著也令人肅然起敬。1958年啟動的《中國叢書綜錄》被列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項目。為了確保質量并趕在國慶節前出版，這部書稿打破慣例，以卡片方式發排，而道靜先生則卷起涼席，駐廠編校。白天，他在車間審閱發排的卡片；夜里，就在車間一角席地臥睡，中夜班排校工人遇到問題，隨時喚他起身處理。就這樣在印刷廠排版車間度過了整整一個夏天。在編輯《中國科技史探索》的過程中，為了向約稿的學者告知與論文集編輯出版有關的要求，或答復學者提出的問題，道靜先生經常宵衣旰食、焚膏繼晷。一次，伏案工作中的道靜先生因勞累過度而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搶救蘇醒后還咯血不止。李約瑟聞訊后急電上海，要求他暫時放下《中國科技史探索》的編輯工作，但道靜先生復電說：“我是一名戰士，我能堅持下去！”“上海的戰士”的故事就這樣在劍橋傳開了。事后，李約瑟引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話來評價這位“上海的戰士”。

　　今天的出版業已經進入市場的時代、資本的時代和數字化的時代，在轉型的過程中，我們的隊伍中涌現出了一批懂市場、會管理、善經營的編輯，這無疑是值得贊揚和提倡的。現代出版業的發展要求我們不僅要有學者型的編輯，還要有經營型的編輯，更要有二者兼具的復合型編輯。這是時代的呼喚和要求。但是，今天的出版工作中也存在一種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傾向，那就是，過度娛樂化和商業化所導致的傳統編輯觀的失重。“文本為王”在與“營銷為王”、“包裝為王”的博弈中不斷被嘲弄，以至有人竟然宣稱，“只要營銷到位、包裝到位，衛生紙都可以當書發行出去”。暢銷書崇拜與暢銷書的快餐化、低俗化讓書業的是非、高下標準迷亂起來，也讓一些青年編輯浮躁、迷茫起來，甚至出現價值錯位，他們將大量的時間投入無謂的營銷肉搏之中，而對文本的完善幾乎不費工夫，根本無法進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學術天地，更談不上精致、從容的文本提升。結果是，出書品種越來越多，品質越來越“水”，圖書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能成為長銷書的品種越來越少。然而，市場是理性的，缺少文化、學術含量的短命書的大量出籠，帶來的必然是庫存、退貨的激增和運營質量的下滑。要扭轉這一局面，我們必須反省那種脫離文本提高而溺于炒作的編輯意識和行動邏輯，重新回到“文本品質高（先）于營銷”“文本營銷并重”的軌道上來，把營銷建立在厚實的文本基礎之上。我們應該懷著對出版工作的敬畏之心，將那些被認為陳舊、過時而丟棄了的“精編、精印，出精品”，“占據學術制高點”，“激蕩血肉、潛入歷史、化作永恒”，“編輯的使命在于提升作品的價值”等編輯理念和傳統重新呼喚回來，真正地把握編輯工作的價值歸依。

　　面對胡道靜先生厚重的文集，我們需要一份覺醒。無論是過去、今天、未來，圖書都是社會精神生活的承重墻，有著最豐富的歷史內涵，有著最高的精神海拔。文字的符號意義最具理性的光芒，它收留“娛樂”，收獲“美感”，但鐫刻在歷史長河里的精神遺產一定是文化的積淀和思想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