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聞出版總署制定的《關于規范圖書出版單位辭書出版業務范圍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的出臺，辭書近日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很多專家紛紛表示，辭書市場混亂，很多劣質圖書大行其道是《規定》出臺的根本原因，辭書市場已經到了必須整頓的時候。那么，這些劣質辭書是如何出籠的，他們如何能受到讀者青睞，《規定》的出臺是否能有效遏止劣質圖書的出版風？記者近日走訪了相關人士。

　　內幕曝光

　　在業內人士的幫助下，記者找到了兩位曾參與偽劣辭書制作的人士。在記者保證不曝光他們身份和名字的前提下，他們向記者透露了一些劣質偽書的炮制過程。

　　作者都是頭一次編書

　　李強(化名)告訴記者，幾年前他曾在外地某省會城市參與過編辭書。

　　“那時我大學剛畢業，每天的工作也比較清閑，一位在圖書館工作的熟人就給我找了這么個活。”雖然編輯費很低，但小李還是答應參加，并準時參加了“編輯組”的第一次會議。

　　“去之前我對自己能否做好這件事情心里挺沒底的，畢竟自己剛剛大學畢業沒多久。可到那一看我就樂了。”小李發現，來開會的七個人幾乎和他差不多大，其中還有兩個是在校大學生。他和大家簡單交流后發現，這些人和他一樣，沒有一個人以前編過圖書，更別說辭書了。

　　“我們要編的是一本介紹世界歷史上發生在每一天中的大事情的辭書。工作很簡單，每人先盡自己所能，找出市場上已經出版的和這個內容相似的書，出版社給編輯分書，如果書不夠分就去復印。

　　分書有標準，當時市場上賣得最火的《中國大事記》和《世界大事記》人手一本，因為這是大家編輯的藍本。此外，每人再至少拿兩本其他的書，從這兩本書中選擇一些可以用上的詞條或者解釋，以替換藍本上的部分內容，以避免被說成是抄襲。”

　　小李表示，這份工作看似簡單，其實并不簡單。比如編1978年4月6日這一天的世界大事，如果權威辭書上寫了8件，小李的工作就是查找其他辭書，在自己編寫的辭書中，或者替換一兩條大事，或者補充一兩條大事，而且補充的內容不能來自同一本書。但這件"簡單"的工作讓小李苦惱不已。“畢竟內容的增刪要有標準，這個最讓我為難。我根本判斷不出來哪個詞條應刪，哪個詞條應增，也說不清楚自己替換的內容解釋是否正確。”

　　因為這樣的苦惱，小李曾給其他參與者打電話，請教經驗。“沒想到大家都說我太較真。有人告訴我，你知道的事情就增加上去，不了解的就刪除。”

　　無奈，小李不久就選擇了退出。他告訴記者，自己的那份工作很快被其他“積極”的參與者“接收”了。"出版社為‘保證質量’，原則上讓我們每人編10年，但如果你時間充裕，想編20年，就可以成為辭書的主編之一。”

　　做辭書有“技巧”

　　相比李強，曾編輯過好幾本辭書的張天(化名)則算得上是“資深人士”。在電話中，講起如何做一本辭書，他頭頭是道。“什么樣的辭書讀者才買？權威加便宜是關鍵，所以我們重點在這兩方面下工夫，其中有很多‘技巧’。”

　　張天告訴記者，想夠權威，第一是盡量找有名氣的出版社合作出書；第二是主編得是名人。要做到這兩點不是什么難事。

　　“與最有名的幾家辭書出版社合作相對困難，我們曾經跟這些出版社接觸過，但選題很難通過。遇到這種情況，我們會退而求其次，還是那個選題，換一家看似權威但其實管理不太嚴格的出版社。畢竟現在出版辭書很賺錢，甚至有出版社打出口號說‘室室出辭書，人人編辭書’，所以找到一家合作出版社不是什么難事。”

　　除了找權威出版社，他們還要找一位名主編為辭書“增色”。“很多專家輕易不愿意掛名，有的礙于熟人的面子會要求先看樣張，但看完之后，基本也就沒什么下文了。不過沒關系，我們可以‘主動’把專家的名字放上去，反正這樣做的又不是我們一家，即使查也夠他們查一陣子的。”

　　除了這兩點，張天補充說，書名也很重要，要傍名牌，書名要與《現代漢語詞典》《新華字典》《辭海》類似，前面可以可上“規范”“新編”等字樣，封面也要與這些名牌辭書近似。

　　要想降低圖書成本，作者是第一步。張天說，請那些專業搞辭書編輯的作者成本高，而且他們干活太慢，這些人肯定不是考慮的對象。“說白了，我們的辭書中原創的東西很少，工作不難，就是借用市場上已出版的辭書，以拼湊、組合、刪改的辦法進行剪輯，炮制出一本新辭書。這種工作甚至中文系的大學生就可以完成。我曾經請過一個快畢業的中文系大學生做統稿，我給他1000元，他用了半個月就通讀了200多萬字的辭書。這樣的價格和速度才是我們需要的。當然，質量方面就不能要求太高了。”

　　這樣做出的辭書自然成本很低，而且在銷售上他們實施的也是“高定價、低折扣”的策略。“有時大家會在書市上看到一些定價數百元、上千元的辭書，但卻以一二折的價格銷售，其實這些書幾乎都是這樣做出來的。但讀者并不知情，看到是正規出版社出版的，包裝精美，價格還低，感覺買回去無論是送人還是自己用都很合適。”

　　業內揭發

　　被斃掉的選題換名出版

　　多次任“國家圖書獎”和“國家辭書獎”評委的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周明鑒在業內有一定的知名度，自然有不少出版單位希望能借用他的名氣為辭書增加權威感，但這些辭書也是陷阱重重。

　　“曾經有一家國內有名的出版社的人找到我，希望我參加他們的‘辭書質量鑒定委員會’。還拿了一個叫做《現代漢語詞典圖文版》選題的樣張。”那人介紹說，這套圖書是以《現代漢語詞典》為藍本，做一些內容增、刪和改動，并增加很多圖片。看了樣張后，周明鑒知道這又是本粗制濫造的辭書。“當時我就告訴他，如果你們社還沒有列選，我建議你們不列；如果已經列選，我建議你們撤選，你們不值得用貴社的‘金字招牌’去冒這樣的風險。”

　　但沒想到一個月后，這家出版社的一位編審給周明鑒打來電話，說那位同志對總編說，周明鑒非常看好這個選題，并且愿意當這本書的顧問。聞此言，周明鑒明確表示，他從來不在任何辭書上掛什么“顧問”之類的頭銜。在聽了這位編審的匯報后，那位總編撤下了選題。

　　奇怪的是，沒有多久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周明鑒卻看到這本辭書在另一家出版社換了個書名出版了，6卷本定價1200元。“我當時翻閱了一下，馬上就意識到，這就是那本曾經被斃掉的選題，沒想到它的‘生命力’如此之強，馬上就找到新主兒了。”

　　打算兩年出版20多本

　　商務印書館策劃部的負責人張稷告訴記者，她本人曾遇到過這些粗制濫造的辭書炮制者。

　　“一次參加朋友聚會，來的人很多都是圖書圈里的人。大家在互相介紹時，一個書商聽說我是商務印書館的人，對我就很感興趣，主動跟我聊了很多話題。”

　　稍微熟悉了一些后，這個書商才跟張稷聊到正題。“他原來一直是做教輔書的，賺了不少錢，當時已經有了幾億的身價。但看到辭書市場越來越火爆后，他又動上了這個心思。”由于商務印書館的知名度，這個書商非常希望能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辭書。

　　“他很直接地告訴我，他計劃在兩年內做20多個選題，準備在辭書市場上好好賺上一筆。當時我就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辭書了，因為在我們出版社，正常的選題至少要做六七年，小一點的辭書選題一般也要花費三四年時間，他這種速度出辭書在我們出版社簡直不可想象。”

　　知道了這個書商的打算，張稷很明確地告訴他，商務印書館不會參與這種圖書的出版。

　　各方聲音

　　辭書編輯不同于普通編輯

　　鑒于辭書編輯人員的水平不一，在幾年前，中國辭書學會就曾與政府主管單位的培訓中心合作，想在北京和上海開辦辭書編輯培訓班。“但兩個班一個也沒有辦起來，因為兩個地方報名的人數都寥寥無幾。當時誰都可以出辭書，沒有資格限制，人家自然也沒必要到你這里學習。”周明鑒無奈地說。

　　不過在5月1日將要實施的《規定》中明確規定，沒有辭書出版業務的出版社，如果想申請出版辭書，必須有5個參加過總署組織的辭書出版業務培訓并取得合格證書的編輯。“這就好辦了。”周明鑒說：“辭書的編輯工作與普通的圖書編輯工作不同。一般的圖書編輯在編輯時順讀稿件就可以，但辭書編輯必須考慮到上下左右，比如看到‘卡車’這個詞，編輯要想到它的上位詞‘汽車’是否收入了。因此對辭書編輯進行專業的業務培訓是非常重要的。”

　　最關鍵的是要審核到底

　　“《規定》的出臺我舉雙手贊同，現在的辭書市場的確存在不少問題。辭書是讀者無言的老師，在國家文化教育事業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現在劣質辭書泛濫會嚴重誤人子弟。”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修訂主持人之一、中國社科院語言所詞典室研究員晁繼周研究員說。

　　但他同時也建議，《規定》中在確定哪些出版社可以有出版辭書業務時，要有一定的標準。“對圖書出版實行準入制是好的，但操作起來有很多困難，最關鍵的是要審核到底哪些出版社有能力出版高質量的辭書。現在的辭書出版是比較混亂的，不管有沒有常識，只要有膽子就可以搞。那么，有關部門在確定到底哪些出版社有這個能力時，就要下很多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