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答記者問時，強調今年是“改革攻堅年”。
　　改革攻堅就是要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長期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特別是制約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體制性與機制性問題。
　　那么，改革攻堅的戰略重點應放在哪些方面？在記者采訪中，鄒東濤教授給了我們一個全面而詳盡的分析。
　　鄒東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長期跟蹤我國改革開放研究。他最近組織了在學界頗有影響的一批著名專家學者編寫出《中國改革攻堅叢書》。該叢書對我國的所有制、農村、國有企業、財政、金融、政府職能、政府事業部門、勞動就業體制、收入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社會公用事業、投資體制、流通體制、壟斷行業、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反腐倡廉、司法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改革攻堅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鄒東濤認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進行改革攻堅，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進一步實現“六大戰略轉變”。
　　他說，在過去的26年中，我國成功地實現了“三大戰略轉變”：在政治方面實現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在思想路線方面實現了從教條主義和“兩個凡是”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轉變，在經濟體制方面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而現在我們要進行的“六大戰略轉變”是——

　　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戰略轉變
　　分析歷史不難看出，戰后大多數實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和地區，在走向市場經濟道路的一段時間內，實行的都是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一般而言也都取得了經濟起飛的積極成效，以亞洲最為典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鄒東濤教授由此強調，中國是從典型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在資源的壟斷、對國民經濟決策和調控方面保持了較大的權利，尤其是在計劃和價格控制范圍大幅度縮小過程中，又保留或新設置了項目審批權，使得中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特色尤為明顯。
　　然而，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幾個因素大大沖擊和擠壓了政府主導力量：一是民營經濟的超常規發展大大增強了市場的自控和主導力量；二是加入WTO的談判及中國加入WTO之后，使中國在關稅、政府補貼等方面進行調整，逐步與國際接軌；三是近幾年我國審批制度改革的攻堅也邁出了較大的步伐。
　　鄒東濤教授認為，這些情況的變化，需要我們的改革要積極主動地向前開拓，實現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戰略轉變。

　　從“籠統的、數量型公有制主體”向“適應性、差別性、功能性公有制主體”的戰略轉變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20多年來，在改革的理論探索中爭議和分歧最大的是所有制，而在改革的實踐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我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珠穆朗瑪峰”和“馬里亞納海溝”。
　　具有創新和根本意義的是，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十六大則用兩個“毫不動搖”進一步肯定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平等關系。這無疑為我們在公有制問題上進一步與時俱進奠定了理論基礎。
　　因而，鄒東濤教授提出了“兩個要與時俱進”的觀點：一是“公有制優越性”的內涵要與時俱進。過去我們認為，無論什么行業和產業，公有制都具有絕對的優越性。實際上，在不同的行業和產業，不同的所有制其適應性和優越性是不一樣的。對于競爭性行業，特別是競爭性中小企業，公有制特別是國有企業，顯然不具有適應性和優越性，而非公有制具有比較明顯的適應性和優越性。對于非競爭的或社會公益行業，非公有制經濟則不具有適應性和優越性了，而必須由公有或國有企業承擔。
　　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也要與時俱進。過去長期對公有制“主體”基本上是從“數量”上來理解的。實際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其發展數量及其比例關系是不能人為地規定的，而是由市場競爭決定的，如果要人為地規定甚至限制某種所有制經濟的數量，只會限制以致破壞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數量型公有制為主體”要不失時機地走向“功能型和質量型公有制為主體”，在所有制方面應該從“籠統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向“適應性、差別性、功能性公有制主體”的戰略轉變。

　　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向“整體上搞活國民經濟”的戰略轉變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20多年，鄒東濤概括這20多年的歷程時認為，在改革初期我們正確地提出了“搞活國營企業”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實行了國營企業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國營企業”的提法就被“國有企業”所取代，到了90年代初中期，有了“從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的提法，于是隨之有了“從整體上搞活國有資本”、“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資本經營”、“資本重組”的提法及其實踐。
　　但是，鄒東濤教授認為，以上所有提法都囿于“國有企業”。現在，國有資本有進有退、股權多元化的趨勢在發展，隨著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的貫徹和落實，非公有制經濟將繼續進一步擴大。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其他經濟，都是我國國民經濟整體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就應當及時地向從“整體上搞活國民經濟”轉變。
　　鄒東濤教授說：“這一字之改，反映了我國改革攻堅的新突破。”

　　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市場管效率，政府管公平”的戰略轉變
　　一個公認的事實是，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出現的普遍難題和頑疾是經濟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國就正確地提出和實行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但在改革開放26年后，無論是經濟效率還是收入差距都有了較大的變化。
　　鄒東濤教授以為變化最明顯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隨著經濟效率的提高，社會財富有了巨大增加；二是收入差距也有了較大的擴大，從而產生了新的利益矛盾。
　　在鄒東濤教授看來，固然，我們不能一般地反對收入差距，因為收入差距是激勵效率的重要杠桿，但收入差距過大則會影響社會公平和穩定。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經濟效率，又不損害社會公平和影響社會穩定，是進一步改革攻堅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近幾年來，階層利益的分化及其矛盾凸顯了出來，尤其值得我們高度關注。我們既不能因為要照顧社會弱勢階層而回過頭搞平均主義，又不能因為要激勵效率而任憑強勢階層自由攀升進而激化社會矛盾。既要反對仇富心理，又要反對對弱勢階層的冷漠心理，從而協調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關系，平抑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和諧。
　　鄒東濤教授說，在有著“不患寡而患不均”傳統文化的中國，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方面要與時俱進，“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要不失時機地轉變為“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從“單純GDP增長觀”向“科學發展觀”的戰略轉變
　　毫無疑問，發展是硬道理；大力促進GDP的增長，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關鍵。
　　但鄒東濤教授認為，走過改革發展26年的中國，對“發展”二字有了更新、更深的認識，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重大成果。
　　鄒東濤教授分析說，人類發展觀有一個不斷進步、不斷拓展的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從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和獨立出來的貧窮落后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增強國力。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確立了以GDP增長為目標的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有其歷史必然性。但是，在這種“經濟的”就是“合理的”觀念支配下的發展政策，導致了資源浪費、貧富懸殊、產業畸形、生態惡化、債臺高筑等問題，而平民教育、勞動保護、社會福利、醫療保健、城鄉協調等與人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因素，都被經濟快速增長取代了。單純的GDP不能準確地反映經濟增長的質量和一個國家社會的全面進步的狀況。
　　因此，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客觀上要求盡快走出單純GDP崇拜，實現從“單純GDP增長觀”向“科學發展觀”的戰略轉變。

　　從“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戰略轉變
　　鄒東濤教授認為，一個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客觀上要求實現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戰略轉變，這個戰略轉變的根本內涵就在于政府轉型。政府轉型的基本目標是使我國過去那種掌權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務型為一體的全能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在鄒東濤看來，“公共服務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內涵，包括自律、守法、廉政、勤政、嚴政、公正、親民、精干等，也就是服務型、法制型、管理型、民主型相一體的政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府轉型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經濟越是發展，人民群眾和新的經濟體制對政府的要求就越高。就目前而言，我們的政府離一個成熟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公共服務型政府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政府的職能表現出多元復雜情況，既有“越位”問題——干了應該由市場干的事；也有“錯位”問題——“官場通行市場原則，市場通行官場原則”；還有“缺位”問題——低效、失職和不作為。鄒東濤教授提到，無論是“越位”、“錯位”，還是“缺位”，都不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完美政府，這就要通過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實現政府轉型，即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戰略轉變。

　　政治體制改革——強化中央政府權威、加強黨的執政地位
　　鄒東濤教授認為，以上六大轉變，根本上涉及政治體制的改革。
　　鄒教授說，我國的改革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起點和基礎的，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遇到了“瓶頸”，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而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在較大程度上表現在政府職能轉變的滯后。
　　鄒東濤教授客觀地分析這種“相對滯后”的合理性：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因此，我國過去的改革在政治體制方面持非常謹慎的態度，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超前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都是理性的，這種“理性超前”和“理性滯后”是過去的條件決定的，也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條件。我國今后將要進一步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但這個改革也必將走一條漸進式的道路。
　　他認為政治體制改革主要包括法制建設、權力結構和制衡的改革、吏制的改革、行政體制的改革四個方面。權力結構的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其主要任務是，建立系統完備的權力監督制衡機制，使權力的運作高度透明，以防止有人利用公共權力謀私。
　　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通過權力的監督制衡、吏治的改革和行政機構的改革，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但鄒東濤強調指出，經過政治體制改革所建立的政府是一個民主高效廉潔的政府，而并不是一個弱政府，更不是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而是要有利于強化這種權威。
　　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威必然涉及加強黨的執政地位問題，那么，如何看待這兩者的關系？鄒東濤理性地認為，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威與加強黨的執政地位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情況復雜、變數很多的國家，要實現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和富強，加強黨的執政地位和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威極其重要。這不僅有利于防范民族分裂主義、地方分庭抗禮和地方保護主義，而且對國民的團結奮斗具有心理上的強化和凝聚作用。
　　他進一步分析說，從整個世界范圍來看，國家的地域統治范圍同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權勢影響范圍是交織在一起的，這種相互依存把各國不平等地聯為一體。而在愈演愈烈的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總想把禍水和不幸引向別的國家，尤其有些發達國家總想把禍水和不幸引向中國，從而抑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在這種世界格局中，只有我們執政黨和中央政府富有權威，才能帶領人民凝聚在一起，堅強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名家小傳

　　鄒東濤，陜西漢陰縣人，經濟學教授。先后任西北大學教授、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任中國生產力學會常務理事。著有《十字路口上的中國》、《轉軌的中國》、《中國經濟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等書。主編“世界市場經濟模式叢書”、“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叢書”、“中國改革攻堅叢書”等多卷，發表學術論文7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