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開始，一種名為“非典型肺炎”，(SARS，簡稱“非典”)的致命傳染病在我國四處蔓延，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內抗擊“非典”的斗爭，出版界廣大工作者也積極投身到這場斗爭中。他們懷著極大的熱忱，在很短的時間內編輯出版了大量有關“非典”防治的圖書投放市場，為“非典”的防控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筆者通過查詢國內各大書店(主要是網絡書店)的供貨目錄，同時參考近一段時間發表在《中國新聞出版報》、《中國圖書商報》等專業報紙的相關報道，一共搜集到有關“非典”的圖書101種(統計時間截止5月18日)，涉及的出版社共59家，占全國出版社總數的十分之一還多。通過對這些書選題、質量、效益等方面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下述印象。

“非典”書出版和出版社的編輯力量與當地市場容量相關
　　在全部101種“非典”圖書中，在北京出版的有55種，接近總數的二分之一強。全部59家出版社，24家坐落于北京。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集中了全國“非典”病例的半數左右，另一方面，北京是我國的出版業中心，集中了全國絕大部分國家級出版社。

　　這101種圖書來自于59家不同的出版單位，這些出版單位分布于17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從出版社所在地區看，它們絕大部分處于“非典”流行的疫區。眾所周知，廣東和北京是本次“非典”的重災區。“非典”于2002年11月左右起源于廣東，并在今年2月份左右在廣東全省范圍內急劇爆發，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非典”才引起了全國民眾的普遍關注。其后，“非典”傳播到北京，并在2003年4月在北京呈蔓延之勢。反映到“非典”圖書的出版上，北京和廣東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在全部101種“非典”圖書中，在北京出版的一共有55種，接近總數的二分之一強。全部59家出版社，24家坐落于北京。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是繼廣東之后“非典”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北京集中了全國“非典”病例的半數左右，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出版社花大力氣的出版防治“非典”類圖書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北京是我國的出版業中心，除了地方出版社以外，這里還集中了全國絕大部分國家級出版社。“非典”的威脅，已經是全國人民共同面臨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必然導致對防治“非典”圖書的巨大需求。且我國的防治“非典”工作已經被提升到政府所要應對的“頭等大事”這樣的高度，各國家級出版社當然會響應政府的號召，投入極大的精力編輯出版此類圖書以滿足市場需求。如果細致加以分析，可以發現在這24家出版社中，國家級出版社才是絕對主力，北京的地方出版社僅僅是配角。反觀廣東省，地方出版社擔負了出版此類圖書的全部工作，共有5家出版社出版了6種“非典”防治圖書。廣東疫情爆發早，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非典”僅僅在廣東省內和香港地區流行，這使得廣東當地出版社比國內其他地區的同行更早地抓住了“非典防治”這一選題，及早開始了策劃編輯工作，搶占了先機。廣東旅游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抗擊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冊》是目前已知的同類圖書中最早面世的一本。而不是后來某出版社號稱的“抗擊非典第一書”的《非典型肺炎不可怕》。這說明，出版單位對圖書市場還不是很了解。同時筆者還注意到，廣東出版的“非典”類圖書注意到了避免在選題雷同的情況下內容“撞車”的現象。6種圖書，既有一般的“非典”防治知識，又有從食療的角度提供防治“非典’，’辦法的圖書；既有直觀的掛圖，也有為紀念在和“非典”的斗爭中倒下的白衣戰士的文學作品。這是值得我們在編輯出版此類圖書時加以借鑒的地方。此外，湖南、安徽、河北、上海等地的出版社也編輯出版了此類圖書。其中，疫情較輕的湖南、上海出版的“非典”圖書數量相對較多，就是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非典”病例的西藏和云南也出版了有關防控“非典”的圖書，與此相對應的是，疫情較為嚴重的內蒙古、山西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出版此類圖書；由此可見，防“非典”圖書的出版，并非完全取決于當地疫情的嚴重程度，而是和當地出版社的編輯出版力量以及市場容量等因素相關聯。

“非典”的致疾病給近乎天文數字的非典書發行量奠定了基礎
　　“非典”圖書定價比較低，間接推動了圖書的銷售；相當一部分是以“贈書”的形式送到讀者手中，也無疑極大提升了圖書的發行量。

　　就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有關“非典”的圖書而言，它們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面向普通群眾，講授有關“非典”的基本知識以及如何預防的圖書。例如北京科技出版社的《百姓預防“非典”圖解》。這類圖書之所以占“非典”相關圖書的絕大部分是和巨大的市場需求直接相關的。廣大人民群眾在受到“非典”威脅時，渴望了解“非典”，進而能夠有效地保護自己的愿望，這是這類圖書大量出版的直接動力。第二類是面向醫務工作者的醫學專業圖書。“非典”是一種從未出現過的新型病毒，醫務人員在治療病患和自我保護方面，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這類圖書就是為了向與“非典”直接作戰的醫務人員提供這方面的知識而出版的。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培訓教材》就是這類圖書的典型。這類圖書在種類上僅次于第一類。第三類是反映“非典”與日常生活的。如上海科技版的纊非典”與飲食健康》等。第四類是一些報告文學和新聞報道集，主要記錄了在我國人民與“非典”作堅決斗爭的過程中涌現出的先進個人和他們的感人事跡。如廣東教育出版社的《護士長日記——寫在抗非典的日子里》和蘇州大學出版社的《中華民族的脊梁——記戰斗在抗擊非典第一線的人們》，主要是從弘揚民族精神角度出發寫作的。在同類的“非典”書中，因具有個性而顯得較為突出，這類圖書會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非典”圖書的發行量動輒數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這在我們這個圖書發行量通常僅以千計的時代，幾乎讓人瞠目結舌。在這些“非典”圖書中，發行量超過100萬冊的2種，50萬—100萬冊的6種，10萬-50萬冊的12種，1萬-10萬冊的21種，發行量在1萬冊以下的3種。“非典”是建國后第一次大規模流行的致命疾病，造成了普遍的心理恐慌，很多人都極力通過各種渠道了解這種從未聽聞的瘟疫，這就給近乎天文數字的發行量奠定了基礎。同時，這些“非典”圖書的定價一般比較低，多在10元以下，低廉的價格也間接推動了圖書的銷售。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許多出版社將本次“非典”圖書的出版作為一項社會公益事業來運作，發行量中的相當一部分是以“贈書”的形式送到讀者手中的，例如科學普及出版社的《農村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科普掛圖)》，200萬冊全部免費贈送。這無疑極大地提升了圖書的發行量。

非典書體現了圖書日趨新聞化傾向
　　圖書“新聞化”體現了WT0后，出版業在國內外競爭壓力面前有了強烈的市場意識；另一方面，新聞書的運作往往缺乏充分的市場調研，投放市場后，難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非典“圖書”的出版熱潮，集中體現了近年來我國出版業的新動向：圖書日趨“新聞化”。以往，由于編輯、出版、印刷等方面的技術限制，圖書在內容的時效性上是無法和同為紙質媒體的報紙、期刊相比的。但隨著近年來出版業取得技術上的一系列突破，圖書編輯出版的速度大為提高，某些圖書在內容上也不可避免地向“新聞化”的方向發展。本次“非典”圖書的出版就是這一趨勢的明證。四月份“非典”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流行，而各出版社同月就紛紛推出了相應的圖書，共計有45種。這些“非典”圖書的整個運作過程基本上只用了10天左右，而中國輕工出版社的《非典型肺炎不可怕》從策劃到印刷，更是只用了區區5天!圖書“新聞化”體現了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后，出版業在來自國內外的競爭壓力面前，具有了強烈的市場意識，各出版社開始積極關注市場需求，一旦發現機會，則調動一切手段以搶得先機，“快魚吃慢魚”，已經是眾多出版界業內人士的共識。但換一個角度，圖書“新聞化”也有值得我們憂慮的方面。首先，圖書“新聞化”導致了圖書編校質量的下降。出版社考慮到此類圖書的時效性，都盡力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策劃、編輯、校對等全過程，這不可避免地造成圖書質量的下降。此類圖書一旦市場上大行其道，將使得我們本已不太樂觀的圖書質量產生更大程度的滑坡。其次，“新聞書”的銷售和大眾對新聞事件的關注是緊密聯系的。一旦這些事件成為過去，大眾對其關注程度降低，立刻就會造成相關新聞書的滯銷。而圖書在時效性上無論有多大的進步，在報紙雜志，特別是和新興的網絡媒體的競爭中，總是處于下風的。另一方面，新聞書的運作往往缺乏充分的市場調研，使得其在制定宣傳策略，決定定價、印數等方面都缺乏科學的依據，投放市場后，難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前幾年，新聞書還取得過一些市場成功，但現在的圖書市場上，新聞書已然風光不再。雖然“非典”圖書的銷售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但這和特殊的社會環境是緊密相關的。而很多的一般新聞書，如有關“劉曉慶稅案”和前段時間異常熱火的“張國榮自殺事件”的圖書，市場反應都很平淡。其三，就新聞書的社會效益看，也不盡如人意。本次“非典”圖書的推出，確實為“非典”的肪控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我們不妨想一想，同樣的工作，由電視、報紙和網絡這些純粹的新聞媒體來完成是不是更好呢?新聞媒體的時效性更高，其受眾不論是絕對人數還是分布的廣泛程度，都遠遠超過圖書。最為重要的是，新聞媒體的信息更新、更及時。我們已經看到，有關“非典”的知識，隨著人們對其認識的加深，處于不斷修訂之中。例如，WHO(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衛生部對“非典”疑似病例的認定標準曾做過相當大的修訂，這些知識一旦更新，已出版的“非典”圖書就必須做出相應的修訂，而已經印刷完畢的，就成了無用的廢書，不論是改版重印還是收回已經發行的圖書，都會給出版社造成相應的麻煩和損失。而新聞媒體則無此種擔憂。它們的新聞信息可以隨時公布，隨時更新修訂，方便快捷，沒有風險。既然我們已經建立起了發達的新聞傳播網絡，那么，出版社是不是可以將此類信息的發布任務放心地交給新聞媒體，而專注于其他方面圖書的出版呢?

選題雷同和跟風現象是非典圖書出版的一根軟脅
　　為什么出版社更愿意一遍又一遍地炒“非典防治”的冷飯，而不去發掘“非典”背后的種種問題呢?這也是值得出版社反思的地方。

　　另外，就本次“非典”圖書的出版而言，還存在著嚴重的選題雷同和跟風現象。近百種圖書，絕大多數都圍繞“非典”的防治做文章，內容大同小異。目前，各方面的共識是：“非典”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影響是全方位、多層次的。而圖書的優勢恰恰在于對事件進行深層次分析。為什么出版社更愿意一遍又一遍地炒“非典防治”的冷飯，而不去發掘“非典”背后的種種問題呢?通過近期揭曉的一些圖書暢銷排行榜看，那么多“非典”圖書，能登上榜單的，翻來覆去就那么幾種而已，其他大量的跟風之作，除去免費贈送的部分，銷量堪憂。這也是值得出版社反思的地方。
　　分布如此之廣，數量如此之多的出版單位，在極短的時間內，出版了如此之多選題相同或相近的圖書，在我國圖書出版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現象。我們在為出版社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敏感的市場意識叫好的同時，更應該從更深層次人手，發掘出我國出版業潛在的某些問題，找出解決的辦法，為我國出版業從容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