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重壓對我國相關行業產生影響，出版業也在其中。當前不少出版人正將疫情當作考驗，努力將“非典”的負面影響降到最小。

現狀：需求減少 期待新的購書方式
　　在疫情陰云籠罩下，圖書零售量驟減。業內人士分析原因有二：首先，“非典”傳播的主要媒介是人的飛沫，人群聚集的書店在成為人們主要回避的對象，這導致圖書銷售人氣不足。其次，出于謹慎動機，圖書這種需求彈性較大的商品暫時受到冷落。
　　烏云之下也有陽光。當人們在家中躲避“非典”，“吃喝減少了，男人回家早了，女人不逛街了……”此時，讀書的習慣又回到人們身上，所以，大型書店銷售量的減少并不意味著讀者不需要購買圖書。此現象從眾多讀者積極響應新聞出版總署等部門的“關于五月份在全國廣泛開展家庭讀書活動的倡議”中可見一斑。出版人發現，“非典”時期，如果銷售瓶頸打破，圖書零售量不但不降，反而會有上升。于是，以往作為補充銷售方式的網絡銷售、直接銷售、報攤零售，以其安全便捷的特點備受讀者青睞。

多方挖渠 分散不利影響
　　想消費者所想，急消費者所急。贏得他們，便贏得了社會與經濟效益。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出版人主動規避風險，增加發行渠道。
　　強力主發。由于非典的影響，計劃于近期召開 的出版界訂貨會、博覽會難以如期舉行，不少出版社采取主發方式，爭取將“非典”負面影響降到最小。以主發能力強在業界聞名的金盾出版社，其天津、河北等近處送書線路一直沒停，廣東等地的銷售成績良好；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則將原計劃于文藝集團訂貨會上征訂的圖書主發出去，爭取于5月底全部到貨。
　　利用報攤。往日只是圖書銷售補充環節的書報攤和書報亭，在“非典”時期受到出版社重視。北京出版社的《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冊》印數過百萬，報攤與書報亭功不可沒。
　電子商務增多。“非典”時期，網上售書顯出既方便又安全的特點，獲得了一次意外的發展機會。就在北京圖書大廈等實體書店銷量銳減之際，當當、旌旗席殊、網易、卓越均推出網上購書優惠活動，旌旗席殊書屋總裁席殊甚至表示，在電子商務面臨的意外機遇面前，即使賠本也要讓利于讀者，將其吸引過來。與網上售書相互呼應的是電話購書，北京圖書大廈、海淀購書中心、王府井新華書店等均推出電話購書業務。
　　加強網絡、教學軟件應用。近日，高等教育出版社將該社剛剛通過驗收，還未投放市場的網絡教學軟件贈送全國疫區高校，該社副總編輯王洪解釋，隨著信息化社會里教育思路的轉變，網絡教學模式推廣原本就是遲早之事；出版社的贈送行為除可以盡一份社會責任之外，更將因而抓住時機贏得未來的使用者。無獨有偶，江蘇教育出版社亦將有關圖書內容制成教學軟件銷售，以利于學生自主學習。

以好的選題刺激讀者需求
　　出版人深知，適路的選題可以拉動讀者的消費心理，在正常選題運作不停頓的前提下，為刺激購書需求，不少出版社抓住時機，出版與時事銜接緊密的選題。
　　“非典”科普正當時。出版社提供此類圖書，選題本身就刺激了讀者需求。據記者調查，在市場上所見“非典”科普選題中，出版社或為社會責任而出書贈書，或主要為經濟效益而出書售書，均實現了理想的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早期行動的出版社，如中國輕工業、北京、金盾、廣東教育、高等教育，人民衛生、人民軍醫，、北京科技、四川少兒、中國協和醫科大等社，更是收獲頗豐。
　　報告文學撼人心。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以出版傳記文學作品見長，抗擊“非典”戰斗打響后，出版社立即感到其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人民群眾愿意了解，值得成書。目前，該社派出編輯記者組織軍隊作家，投入抗擊“非典”的戰斗中，他們邀請總后作家王宗仁、詠慷，廣州軍區作家張為等一批中青年作家，深入到廣州軍區南方醫院、軍事醫學科學院、302醫院、小湯山非典醫院、武警有關醫院等單位，采訪白衣戰士的感人事跡，目前，已完成一批報告文學、詩歌、散文、攝影作品。分別在《解放軍文藝》、《軍營文化天地》等刊物上發表。長篇作品也在創作之中，不久即將成書。
　　鼓勁題材有看頭。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的袁鐘社長身兼中國醫學科學院非典防治宣傳小組組長，他認為，疫情固然有負面影響，但其亦有兩面性，他概括說，疫情使不少單位效率提高、潛力涌現，全國人民團結互助，能量無限，“天使”(護士)可貴，“驕子”(大學生)得到鍛煉……發掘疫情帶，來的精神財富與正面影響，出版社將因此獲得經，濟與社會兩個效益。

建盲：建立出版業應急機制
　　“死于安樂，生于憂患”，不少出版人已將疫情當作自我完善的契機。在這場“天災”的考驗下，許多出版人意識到：我們需要一種應對天災的有效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這一機制可以把不確定性造成的風險降到最低的限度內；我們還需要有意識地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發展相輔相成的多種贏利模式。